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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台时代如何管理网络信息
  • 2021-04-05 14:21

大规模平台兴起后,对言论信息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应该要求平台承担哪些义务,以引导其更倾向于传播正确的新闻而不是虚假的新闻?

作者:陈

印章:卡通创意

3月25日,脸书、谷歌和推特的负责人被邀请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近年来,受反垄断趋势的影响,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因垄断问题被国会议员质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从表面上看,这次听证会与垄断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关于虚假信息的。

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大量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最终造成多人死亡。国会骚乱后,包括脸书、推特和谷歌在内的主要互联网平台采取措施阻止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表示愿意放弃与特朗普的席位。

然而,互联网公司的态度并没有完全免除他们的责任。特朗普的反对者指出,国会骚乱等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平台长期纵容特朗普支持者煽动暴力,这些平台应该承担责任。同时,很多特朗普支持者也对平台企业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以Twitter为代表的平台故意压制保守派言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国会暴动。

有意思的是,虽然两派政见截然相反,但都认为平台传播了虚假信息,偏袒了各自的对立面。据此,双方不少立法者主张废除或修改《通信管制法》第230条(以下简称“第230条”),现在被互联网巨头视为免死金牌。

“230条”是怎么说的?简单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公司不需要对第三方或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二、社交媒体即使他们删除了自己认为冒犯或不合适的东西,也不会受到惩罚。

1996年,当这一条款颁布时,美国放松管制的想法正在兴起。这项条文的原意是为了体现当时解除管制的理念,并确保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不会受到技术官僚的干预。但那些当时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的立法者,大概从来没有想到,25年后,这项旨在保证互联网自由发展的法律,却让左右两派都不高兴了。

整个听证过程与以往的听证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致来说,国会议员轮流给几个互联网巨头的头头发灵魂拷问,而他们的头头要么想尽办法卖的很差,声称自己努力净化了平台的内容,要么照顾他,刻意避开议员的拷问。可以预见,这次听证会本身不会对美国的互联网监管思路产生非常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这次听证会引发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大型平台兴起后,对言论和信息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应该要求平台承担哪些义务,以引导其更倾向于传播正确的新闻而不是虚假的新闻?-所有这些问题在美国都很重要,在中国也同样重要,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平台的崛起如何改变了信息生态

在讨论平台崛起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事情。2月18日,脸书对澳洲进行了一次“欺凌”。当澳大利亚人从睡梦中醒来,像往常一样打开脸书看当天的新闻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脸书的所有新闻页面都无法打开。更何况,因为澳洲政府网站也被脸书认为是新闻发布源,脸书也给了它和news媒体-直接屏蔽一样的待遇!一家商业公司直接封杀了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谈年代,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几百年前东印度公司横行的时代,但发生在当代却是不可思议。是什么导致了这次事件?简而言之,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颁布了《新闻交易法》,要求脸书和其他平台为转发的新闻付费。脸书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澳大利亚政府对此非常着迷,因此脸书通过阻止这一提议来表达其强硬立场。

这起事件看似与美国国会考虑的平台发布误导性信息的问题和操纵信息无关,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澳大利亚事件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来源,其实力已经超过媒体。假新闻泛滥,平台操纵信息,是平台获得这种权力后的后果。从逻辑上看,两者是一前一后的。

那么媒体为主要信息源的时代和平台为主要信息源的时代在信息传播特征上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大约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在媒体为主要信息源的时代,市场上的信息源分散,竞争激烈。虽然每一个媒体的观点可能有偏差,但由于竞争的存在,在事实和信息的呈现上并不太狭隘。为了显示我观点的正确性,不同的媒体之间会有争论。这样读者能获得的信息就相对客观了。当平台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就减少了。平台为了获得流量,会根据激动程度推送新闻,这样读者就无形中失去了对比识别信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越极端的新闻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平台更愿意把那些极端的信息推到突出的位置。

第二,在媒体是主要信息源的时代,媒体记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名声来建立自己的名声。但是在平台是主要信息源的时代,记者这种身份已经被解构了。在过去,读者会关心一个报告的作者,看它属于哪个媒体。如果是信誉好的知名媒体会更被信任,而如果是信誉差的媒体会被一笑置之。相反,媒体 记者会珍惜自己机构的声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他们确保报告的客观性。然而,当脸书和其他平台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时,这种声誉机制被摧毁了。由于信息量太大,推送的位置取代了信息源,成为影响信息能否被人获取的最关键因素。即使你是大报记者,你的阅读量也可能远远小于会受到炒作欢迎的大v。在这种机制下,即使是那些媒体有道德的人,也要为了生计而夸大和粗化自己的内容。

再次,与媒体主导的时代相比,平台主导时代的信息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媒体主导的时代,信息组织通常是通过编辑来选择,通过布局来呈现。这种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闻内容的客观性和多样性。平台主导时代,平台为了获取流量,开发了个性化推送算法。这样,人们看到的不一定是这个世界客观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更愿意看到的。这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可能重塑人的行为。想象一下,一个人可能有点偏激,但是算法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会不断的给他推送可以强化他偏激思想的内容。久而久之,“稍微极端”可能演变成“非常极端”。

那么,媒体有机会从平台上重新夺回信息的霸主地位吗?答案是一旦形成这个格局,媒体就没有机会了。原因如下:

第一,媒体失去了信息传播的来源。如今,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和信息的“守门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平台,他们将不再对阅读报纸和期刊感兴趣——毕竟这既费时又费力,他们看到的内容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预期。

第二,媒体自身财力枯竭,难以组织力量与平台竞争。我们知道,传统上,媒体主要有两个利润:一个是直接支付;另一种是靠广告。两个利润中,后一个最关键。媒体的盈利能力是由什么决定的?主要是用户。例如,一份报纸的用户越多,其广告成本就越高。但平台崛起后,原本属于媒体的关注资源转移到了平台,广告收入也从媒体转移到了平台。当媒体收入减少时,他们很难聘请到优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也很难有资金完成深度报告,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他们自己提供的信息质量。

第三,媒体本身处于囚徒困境,使得任何一个媒体都难以挑战平台。我曾经听一家报社的社长说过一句话。几年前,他们发现一个新闻app在他们的报纸上使用了大量的采访,阅读量仍然很高,而他们自己的网站和应用却很少被阅读。因此,他们要求他们支付重印这些内容的费用。然而,这一请求立即遭到拒绝。对方声称:“我免费转载你的新闻,是为了帮助你扩大影响力。收你钱还不错。为什么还来找我们收费?”如果协商失败,报社将向法院起诉该新闻app。但不久之后,他们自动撤诉。因为他们起诉后,新闻客户端立即停止转载他们的新闻,转而使用竞争对手的新闻。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网站的阅读量变低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当平台接手信息渠道而不是媒体,媒体拉拢平台获得自己的流量支持成为唯一的主导策略,而选择对抗平台则成为下一个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媒体在平台崛起,取代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时,是无法与平台竞争的。这种情况下,优质信息的创意来源就会枯竭,为了流量,平台可能会选择那些好奇、偏激的信息进行推送,这将极大地促进不良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平台的崛起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可以说是“整个产业链”,已经从生产环节重塑为传播环节。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平台在信息传播中起什么作用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由此产生的变化呢?由于平台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是全面的,因此有必要基于平台在信息传播中的定位进行预设。然而,目前人们在这一点上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

一种观点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平台只起到一个渠道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平台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的渠道,在网络上向读者呈现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和审查。实践中很多人鼓吹“平台中立”、“搜索中立”,背后的预设是平台本身应该只是一个渠道。在脸书等企业的听证会上,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党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假设,那么互联网上的信息治理应该以信息源的治理为重点。政府应该直接控制信息来源,打击虚假消息的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不应该发挥任何作用,只应该把已经证明可靠的信息传递给用户。

显然,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理论上难以成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其载体是稀缺的。即使平台愿意,也不可能将海量的信息完全呈现给用户。即使可以,也要有前有信息,后有信息。鉴于人们的关注度有限,信息排列的顺序会影响信息的传播效果,导致平台事实上放弃了中立——围绕搜索排名的反垄断案件很多,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从实际角度来看,与这种观点相对应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过高的成本。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同意平台只是一个中立的渠道,那么管理信息的关键需要转移到信息源。这对于监管者来说并不容易。在互联网环境下,各种信息不断产生,监管机构很难像过去那样盯着几个媒体来管理信息源。如果要从源头直接控制信息,成本很大,事半功倍。

与“渠道理论”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编辑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平台在收集了各种信息后,需要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信息进行编辑,然后传播给用户。相应地,它应该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就好像媒体在媒体主导信息传播的时代,负责处理信息并对其负责。

显然,与“渠道理论”相比,“编辑理论”衍生出来的政策在成本上更为经济。监管者不再需要花费精力直接面对海量的信息,只需要管理平台。在这次听证会上,以民主党在平台定位上的预设立场为代表的进步派,大致可以归为“编辑论”。

“编辑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有其自身的问题。由于平台应承担编辑信息的义务,因此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呈现,哪些信息不应该呈现。但是这种权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很清楚。如果平台擅自将这种权力扩大到很大程度,可能会影响言论自由。现在美国保守派对脸书、推特等平台不满,因为这些平台上的信息审查干涉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而且因为“230条”的存在,他们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保守派的不满有很强的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观点确实反映了很多问题。

除了“渠道论”和“编辑论”,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叫做“顾问论”。顾名思义,这种观点认为,平台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类似于顾问。平台作为顾问,不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选择信息,而应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保证用户获取的信息真实可靠。“顾问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看作是“渠道论”和“编辑论”的调和。虽然有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在听证会上没有强调这一观点,但从他们的论点中不难看出,他们批准的平台角色应该更类似于“咨询理论”的描述。

但是,“咨询论”本身就有问题。“用户兴趣”到底是什么?是消费者自己的喜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意味着平台只需要根据消费者自己的喜好推荐消费者喜欢的信息——现在在信息传播中,个性化推送算法大行其道,其思想基础就在这里。支持个性化推送算法的人很乐意宣称“算法没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真的。算法推荐的正是用户想要的,没有任何偏心,基于用户的利益。这在一般商品中可能不是问题,但在信息传播中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人陷入“信息茧”。

综上所述,无论是“渠道理论”、“编辑理论”还是“顾问理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理论观点可以为我们思考政策提供一些参考,但没有一个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网络信息环境,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更整体的思考。

平台时代如何管理信息环境

平台条件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来保证网络信息环境的健康?显然,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思维,用“230节”这样的观点来指导我们。事实证明,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免除平台责任还是赋予平台过多内容选择权,都会对网络信息环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平台信息渠道的畅通和健康,有必要限制其职责和权限。当然,除了渠道的治理之外,还必须治理整个信息生态,以保证高质量的信息能够有效产生。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应注意以下措施:

第一,政府要给予媒体支持,让他们在与平台的博弈中获得应有的利益,保证高质量的信息能够持续产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信息环境的恶化和虚假新闻的传播,伴随着传统信息生产者媒体的衰落。如果高质量的信息消失了,剩下的就是虚假信息。因此,要管理好网络信息环境,就必须确保能够产生高质量的信息。我们知道,高质量信息的生成是需要成本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媒体在与平台的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难靠自己来主张权力。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帮助媒体获得更大的谈判权。

需要指出的是,从澳洲和脸书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有政府的参与,也不容易从平台巨头那里争取到权益。原因很简单。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下,脸书实际上垄断了信息的直接交流渠道。有趣的是,在澳大利亚和脸书发生争端之前,澳大利亚和谷歌也有过类似的争端。谷歌一开始很强势,拒绝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付费提议媒体,但态度很快就软化了。为什么?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微软表示,如果谷歌威胁要放弃澳大利亚搜索市场,可以换掉它。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真正维护上游媒体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保证下游平台之间有一个相对充分的竞争状态。

第二,要合理分配监管机构和平台之间的治理职责和权力。在现有条件下,监管机构负责审查所有信息既昂贵又不现实。相比之下,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将信息审核的责任委托给平台相对合适。为了保证平台履行这一责任,应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权力和责任之间应该有平等的关系。

当然,赋予平台的责任和权力都应该是有限的。如果平台承担无限责任,平台过度审视内容,可能会严重影响信息生态的健康成长。同时,赋予平台的权力也可能使其以审查信息为名谋取私利,攻击竞争对手。有鉴于此,一个更好的想法是制定一个清晰的列表,告诉平台哪些信息应该被清理。如果平台做不到,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名单之外的,平台不负责,无权擅自清理。

第三,要反思信息推送中的算法。现在很多站在推送信息时都使用个性化推荐算法。诚然,这种算法可以使信息更符合用户的喜好,给平台带来更多的流量,但其负面影响也值得关注。为了防止“信息茧房”和由此产生的情绪传染,有必要对该算法进行修改。个性化推送应与基于编辑的信息推送相结合,以保证用户在获取自己喜欢的信息的同时,能够充分、真实地了解其他信息。

综上所述,在平台时代,管理互联网的信息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从信息生成的来源和渠道入手,合理安排平台的权责,并相应调整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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